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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后书写的彩色历史

2019年02月28日 栏目:法律

90后书写的彩色历史越来越多的90后年轻人,拿起摄像机和笔,去拍摄和记录家人、家族和家乡的故事。他们试图从看似完备的历史教育中走出来,书

90后书写的彩色历史

越来越多的90后年轻人,拿起摄像机和笔,去拍摄和记录家人、家族和家乡的故事。他们试图从看似完备的历史教育中走出来,书写、记录、分享自己身边普通人的历史,以及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观。

一项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启动后,1个多月就收到几百名同学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报名视频。这些年轻人想要记录的故事包括:战争、运动、社会、宗教、民族、建筑、爱情……在这些作品里,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另一种“家国春秋”。

越来越多的90后年轻人,拿起摄像机和笔,去拍摄和记录家人、家族和家乡的故事。他们试图从看似完备的历史教育中走出来,书写、记录、分享自己身边普通人的历史,以及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观。

一项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启动后,1个多月就收到几百名同学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报名视频。这些年轻人想要记录的故事包括:战争、运动、社会、宗教、民族、建筑、爱情……在这些作品里,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另一种“家国春秋”。

这些陌生的历史信息让这个上海大学历史系研一的年轻人惊喜不已,“这就是史料啊!”他所理解的历史学,就像一个拼图游戏,将琐碎的、零散的史料,运用史学方法,拼成一幅完整的、生动的画面。他决定将爷爷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挖掘出来,“就好像与过去的爷爷对话”。

对家人、家族和家乡,这些年轻的记录者此前并没有太细致的了解,而记录本身让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历史。从关注身边的人到关注历史,这些90后的大学生记录、思考,以及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观。在民间机构新历史合作社总唐建光看来,“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历史,不只停留在精英和政治学层面——更多丰富鲜活的普通人构成了庞大真实的历史”。

“其实,爷爷的一生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,似乎几句话就可以讲完。”陈和丰说,“但是人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度过,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,或许在不同的时代,有着不同的标准答案。”

2014年的秋天,陈和丰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,参加了“‘家·春秋’——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”。这个号称“中国规模、参与人数广、参与学校多”的大学生历史记录计划,试图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和普通人从身边抢救历史记忆,唤起公众、社会、公共机构对历史的重视。

作为新历史合作社“我的历史计划”的执行总监、“家·春秋”计划负责人,不止一个人问渠馨一,什么是“我的历史”。她简单答道: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个人历史。“没有人在意普通人在时代中的挣扎彷徨。”渠馨一说,“其实我们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,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家国史,能够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。”

这样的愿景虽然美好,可是,让90后年轻人把本来可以玩、可以实习、可以社团活动的时间花在和父母、祖辈聊天上,花在了解家乡的历史、祖辈的经历上,他们会愿意吗?他们会对“历史”这样一个看上去既古老又不酷的话题感兴趣吗?渠馨一和几个负责人心里并没有底。

渠馨一对着黑暗中明明灭灭的电脑屏幕,看完了78个滋味绵长的人生故事。一个短片落幕时,她“突然觉得熬了通宵的身体充满了奇异的力量”——“这种力量的名字叫做希望。”渠馨一不无动情地说。

早在5年前,渠馨一就开始做口述历史方面的工作,当时她还是电视台的主持人。她曾为一个片子采访过100多位老人,其中30多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。当她听完30个人讲述他们在人大的故事后,她发觉自己对人民大学的历史非常了解,能讲出每一届学生和老师的不少趣事。

中国的历史教育可谓完备,从小学到大学,从古代史到现代史,从党史到革命史,“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”。唐建光认为,还有一部分历史需要口耳相传,“让大学生来书写、记录、分享自己身边的历史,或许是的方式”。

“我们的社会似乎总是对年轻一代充满不信任。”渠馨一在一次演讲中谈到。几年前,很多人担忧80后没有担当,汶川地震的时候,这些“没有担当”的年轻人,默默地捐钱、当志愿者。现在,人们又担忧90后不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,“可是我觉得我们要为这种偏见说一声对不起”。

陈和丰的历史记录计划正式拉开帷幕,意味着他得一本正经地拿着摄像机对着家人、亲戚拍摄。一开始家里人都觉得不理解:“我们是普通百姓,家里的故事再普通不过了,有什么好拍的?人家会看吗?”

面对奶奶的疑惑,陈和丰调皮又带着半分认真的态度回答:“我不在乎别人的态度,这个片子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以后我有了孩子,我就可以一边放这个片子,一边跟他讲我们家族的故事。”

虽然嘴上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,但他仍然非常想把它做成一部“能够让大众接受的,看得进去的”片子。“我希望去影响更多人,尤其是更多年轻人,去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。”陈和丰说。

爷爷陈诚志的一生是陈和丰想去讲述的故事,但做纪录片,需要寻找一个核心的故事点。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清末、民国和新中国的家族来说,影响为深刻的莫过一段16年的、刻有时代印记的历史——那是他的爷爷和奶奶由于参与小三线建设,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居生活的16年。

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白晓璇团队,也将镜头聚焦在“三线建设”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很陌生的词语。和白晓璇同一团队的一个女生来自河北涉县,那里有一座叫做“天津铁厂”的厂子,厂里职工有自己的厂区、生活区、医院、学校,人在河北,却持着天津户口,说着天津话。

当下,东西部、内地沿海平衡发展问题受到关注,“三线”这段被人忘却的历史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。2014年3月,全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,我国的很多三线地区也成立了三线博物馆。

在这里,一个家庭,三代人,一个工厂,家国五十年。望着老厂子弟学校围墙外残破的红砖房,白晓璇在想:“有多少学生会问起它的历史,又有多少人可以清晰地讲述关于它的历史呢?难道这段历史就应该这样被淹没吗?”

事实上,在80后、90后的历史课本里只有一句话:建国初期三线工程为我国的军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白晓璇记得,她曾问一个师兄是那里人,对方回答不知道。再问,师兄才说,“我是三线人。”

后来专门查资料,她才知道原来三线影响了上千万个家庭,影响了三代人。不一样的故事,让互不相识的陈和丰与白晓璇发出了类似的感慨:这两家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个三线家庭的缩影,但是他们这种无私、奉献、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,却值得我们铭记。

他的父亲带着摄制团队前往位于安徽泾县乌溪乡荆竹坑的原312电厂所在地,那里是他爷爷奶奶离开上海、离开两个孩子后工作了16年的地方。那也是陈和丰的父亲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,“魂牵梦绕的地方”。

“这次他真实地‘走进去’了。”陈和丰说,“那一刻父亲真是一下子变回了一个‘孩子’。”年过半百的父亲很是兴奋,当他走到山间一条小溪边,脸色变得有些凝重: “我小时候搬着小板凳跟着你爷爷,一起到那个水泵房值过班……丰,你捡两块溪边的小石头,我们带回去,下次扫墓的时候带给爷爷看看。”

有人这么形容三线人: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。而三线人,也只是多半个世纪以来家国春秋的一个侧影。从这些90后记录的故事里,我们还能看到抗战、“文革”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大背景下黑色的、白色的、或者彩色的故事。

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发起人李远江,曾做过一个假设:如果把时间倒置60年,这个活动还有没有人参加,他表示很怀疑。“因为那个时候,民间记忆不是问题啊!”他说,“每一个人都是记录在案的,他的名字、家庭、大致经历都是记录在他们家族谱里面的。”

后来,民间记忆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,在李远江看来,这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的批判、反思有关系。从“破四旧”开始,我们的宗法传统就被看作该埋葬的东西,谁家藏了族谱,都应该消灭。

在“家·春秋”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站,李远江被请来“现身说法”。14年前,李远江还是中学历史老师,刚刚开始使用新课程的教材,他就带着学生,去调查他们自己周边的历史。学生们做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,出乎李的意料。

“是不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?书本中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、遥远的精英人物的历史,这些历史跟孩子们没有直接的关系。”他讲道,“但是在调查自己祖辈的历史,自己生活街区的历史的时候,孩子们隐隐能感觉到,是在解答关于自己的疑问,这个疑问是人生三大问中的问——我从那里来?”

渠馨一希望年轻人从历史的细节中寻找自己的来历。“做口述历史,就是在了解整个大历史背景之后,往细小里去走。”她说,当记录者去采访很多人,共同回忆这段历史,不用去想它的对与错,只要记录下来,它的共性就是那个时代的底色。

有意思的是,同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,往往会激发不同时代人的不同情感。“家·春秋”计划的负责人唐建光是一个70后,之前做的历史记录会让他觉得沉重,因为“记忆被唤醒了”。而80后的渠馨一则表示,首先会是理解,理解在那个时代下一个人只能那样活着。

而那些让唐建光感觉沉重的历史,比如“反胡风”、“反右风”,在新历史合作社里的90后们看来,少了一份沉重,多了一份触动。“越是年轻人越习惯往前看”, “家·春秋”项目成员、90后的金建解释说,“那段历史呈现出来后,应该会让90后们更理性,我们会想,现在能做什么。”

西北大学李小东团队拍摄的纪录片名为《家铁路春秋》。他爷爷是铁路工人,别人会觉得很苦,但李小东却说他爷爷觉得那会儿很青春,过得很好,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1968年,国家号召工人开赴四川投身“大三线”工程建设,但由于陈和丰奶奶的哥哥曾读过私塾,被判定为“家庭成分不合格”,他爷爷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。而后,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“小三线”建设也随之兴起。

“谁都不想去小三线,谁都不愿意离开上海,到山沟沟里去。”陈和丰的大伯对着镜头说,“所以领导没办法,只能‘吃吃’(上海方言,意为欺负)老实人。”那时候,陈和丰的爷爷作为党员,“甚至把领导对他的安排当作一种信任和荣誉”。当时领导对他承诺,等那边学校建好了,就可以把孩子接过去。

从那以后,大伯就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哥哥,两兄弟每天重复着简单的生活,但怕的就是节日。一年中秋节晚上,隔壁邻居家不断传来喝酒喧闹的声音,他们兄弟俩不到8点便关灯躺下睡觉。半夜大伯被弟弟的抽泣声惊醒。“我想妈妈了。”大伯心头一酸,两人抱头痛哭。

计划进入行动后,这些90后大学生开始了自己的拍摄,而在拍摄过程中,年轻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很多问题:没有很详细地了解中国上世纪的历史,有很多历史事件具体的年份时间都是模糊的;心思大多用在了如何做好一个纪录片,而忽略了如何去记录历史……他们从老人们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历史,发现原来历史很多元。

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,渠馨一自己走访和跟拍了季“家·春秋”的很多参赛队伍。在跟拍、走访的过程中,她亲身感受到年轻人的无奈和无力感。

山东姑娘小川打算拍去世多年的外公的档案,却找不到采访对象。了解情况的老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,还健在的老人要么听不清,要么记忆力衰退,甚至有抗拒镜头的老人把她赶出来。

2月的一天,渠馨一收到这样一封信:“我用奖学金买了一部相机,但因为没有团队不合要求,没能报名参加。但是‘家·春秋’给我一个启发,是在能记录的时候尽量去记录,能挽留的时候竭力去挽留。寒假拍了奶奶。我决定继续这件事,用三五年或是更长的时间,继续去跟更多的长辈了解过去的事,把老去的故事留住。”

项目组对参与者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,只是“希望从身边的人记起”。“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爱,你怎么去爱故乡爱祖国?”渠馨一说,“我们在做的过程中,通过了解身边的人,了解时代的变迁。”

陈和丰在爷爷病逝前,曾和父亲去看望老人,父亲问:“老陈,近感觉怎么样?”爷爷轻描淡写地回答道:“三点水一个昆。” 从此,陈和丰的父亲就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

但是,为了不像父辈那样被人差来差去,陈和丰的父亲和大伯都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“可以说,爷爷的经历对于他们两兄弟是一种刺激。”陈和丰觉得,爷爷那种坦然面对任何事情的心态,影响了儿子们日后的生活观念。

老人的整个一生作为一条暗线,贯穿在《凡人歌》这部讲述小三线建设下,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故事的片子中。“实际上,我想记录的就是我们这个平凡的家庭所默默传承的家族精神。”陈和丰说。

很多被推送的作品,年轻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诠释“家·春秋”。命运跌宕的年代可能无法亲身经历,但是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感知每一个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。“可能微不足道,但说出来,就留下一个机会”,渠馨一说,“让后来的人知道,他们曾经经历什么才走到今天。”

“我希望做一个小而美的事情,去做一个真实的事情,推动大家每个人都去关注。”唐建光说。据他了解,如今在新加坡、英国、美国,都是政府推动在做口述史,并且用于各个领域,如劳工史、法律史。

在中国,作口述史的主体主要是民间组织,这让唐建光觉得“蛮了不起”。国内早做口述史的民间机构之一,是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,做了有12年。该基金会也是“家·春秋”影像历史记录计划的发起方之一。

2013年,唐建光的新历史合作社还曾以微纪录片的形式,拍摄100个“中国词儿”。这一项目与“家·春秋”抱有类似的主旨:记录风云巨变的历史,见证悲欣交集的变迁,保存一个个具体人的生活和命运记忆。

他们希望,“人人皆可记录”能够成为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,用细节构建更丰盈的历史,让公众更好地感知时代、理解时代。而“家·春秋”,正是将主动权交给那些“不适应那种宏大的、虚假的、不关心个人话语方式”的年轻人。

4年前,唐建光还是《看历史》杂志主编,并与李远江一起做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。如今参赛的大学生和当初的中学生,在唐建光眼里属于一代人,但是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:历史教科书差不多是中学生接触历史的来源,家族史所涉及的内容往往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反差。而大学生历史接触多元一些,相对更理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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